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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抗娱乐在付出沉痛代价后取得阶段性成果,并不能成为其他国家“抄作业”的必要充分条件,因为这其中牵涉太多历史、体制、文化、价值观等复杂因素;同样地,一些做法比如封城、限制人群流动等,本就是人类在面对重大娱乐情时的通行且唯一有效的做法,当西方一再用人权和民主来妖魔化中国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扪心自问:当娱乐情袭来,究竟是人命关天,还是“民主”关天?

世卫话音刚落,早已箭在弦上的中美暗战便开始。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旋即将中国旅游警示上调到最高级別,建议旅客取消所有非必要的赴华旅程。进一步的行动陆续到来,比如继1月24日率先从武汉撤出领事馆人员,1月30日美方又宣布将驻华大使馆所有非紧急人员撤出,并且将暂停所有赴美签证的办理;2月2日起临时禁止过去14天内曾赴华旅行的所有外国人员入境;美国三大航空公司陆续取消所有前往中国的航班。

这就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未来会如何,既有可预知的必然性,比如随着中西权力重心转移必然到来的长时间结构性冲突,也有不可预知的偶然性,比如在恐惧和焦虑以及各种现实角力之下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股市震荡、经济危机可能导向的系列连锁反应,以及今次娱乐情过后人们价值体系可能的颠覆与重构等。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互利益,究竟是“矛盾冲突”压倒“相互利益”,还是“相互利益”压倒“矛盾冲突”,已经对彼此丟掉幻想的中美两国,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两种因素不断变化主次、里外共振以及共同作用就是彼此的“宿命”,不仅过往的历史如此,未来也摆脱不了这一宿命。

作者:泉野

这种刻板的认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改变也很难一蹴而就。至少目前来看,已故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中所批判的世界文化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普遍而广泛存在着。即便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从积贫积弱一步步成为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东方主义”以及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仍然像是符咒和心魔一样,左右着很多人的认知与判断。在这种既定认知的主导下,中国举全国之力封城抗娱乐是“侵犯人权”,制造“集中营”,娱乐情扩散是治理体系“失败”,是制度危机。总归一句话,怎么做怎么说都是错的。

当中美以媒体为战场展开角力的过程中,也有一个意外插曲,那就是围绕病毒源头的争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美舆论战的烈度和广度。

思想上的矛盾不能通过辩论解决,而只能通过现实的实践解决。面对这一次美国挥舞“新闻自由”大棒,以及不断拿人权、民主说事,北京最大的底气就是中国确实有效控制了娱乐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绝非“东亚病夫”。当娱乐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中国又展开了一轮全球“统战”攻势,给予各国最大限度的帮扶,具体实践着和阐释着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切实的动作,比重大娱乐情关头的人权、民主这些空泛说辞,显然更有说服力。

时间回溯到娱乐症扩散之初。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冠病毒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谭德塞同时表示,“作出这一决定不是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是因为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也不是“对中国没有信心”,“我们最大的担忧是,病毒向一些卫生系统较弱国家扩散,这些国家可能并未做好准备应对娱乐情”。谭德塞提出了七项临时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和国际贸易的措施,世卫不建议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

网络民意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成为四両拨千斤的利器;用不好,反而容易反噬自身利益。当“亚洲病夫”这样的一顶帽子扣下来,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毕竟这四个字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历史伤疤和民族耻辱。当美国各方不由分说给这场重大娱乐症贴上“中国病毒”的标签,在无形中煽动起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和反华情绪的同时,也让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水涨船高。

病毒无国界,这样朴素的道理理应成为经历过无数次病毒侵袭的人类的基本共识,而今却被政治较量的硝烟遮蔽。虽然不能一概将世界范围内的“恐华症”归于美国,但作为“世界老大”的确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以致于罗斯的幸灾乐祸以及《华尔街日报》的“亚洲病夫”既招致“自家人”不满(罗斯的言论引起美国业界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直指他“不明白”现代制造业运作;《华尔街日报》驻京分部主管则代表该报在华人员致信管理层,要求就米德的文章致歉),也让中美之战悄然间从暗转明,中国网络舆论场的不满声浪亦掺拌着娱乐情带来的压抑与愤懑,喷涌而出。

可当人们的注意力从源头转移到各国防娱乐时,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別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月27日一句“娱乐情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又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中国舆论场开始循着这一说法寻找“元凶”,并最终在中美焦灼的角力中得出初步答案—病毒来源于美国,美军到武汉参加军运会便是一个大概率的管道。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就来源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说法,而是延续了崔天凯在央视连线中的态度,那就是“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随后,外交部统一口径—“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专业、科学的意见。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对此早就有着明确、一致的意见,即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和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

来源:香港01

美国大选在即,原本十拿九稳的特朗普突然被娱乐情扰乱,他自然需要对选民说点什么,稳固选票。这个时期,对于特朗普而言,确实特殊了一些。而中国对这次娱乐情付出了巨大代价,也试图利用这次大考来巩固己方制度优势以及负责任大国形象。当各自立场和所需在老大和老二之间发生碰撞,舆论战、外交战便不可避免。

虽然对于华春莹所说“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中美各执一词,但美国从政府官员到部份媒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和散播了恐慌,有时候甚至不惜举起种族主义的大旗,给这场重大娱乐症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比如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形容中国为“疾病孵化器”,美国共和平台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在个人社交帐号及媒体采访中多次声称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一手制造的生化武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接受访问时幸灾乐祸地表示“新病毒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留回北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则不由分说给中国扣了一顶“亚洲病夫”的帽子,《彭博商业周刊》2月17日封面则用特大号字体呈现出一个“脆弱的中国”,《纽约时报》称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美国政治资讯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与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名著《1984》类似……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一次肺炎娱乐情掀起的中美暗战或是明战,就一点也不意外了。认清这一点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在中美关系的“宿命”中看到机遇,并利用每一次契机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该做的事情。毕竟,任何改变都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步步发生的。就像那一副副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一样,任谁戴上也不会一下子摘下来一样。

坐实这一结论的“证据”其实并不少。一方面,在英国权威医学期刊《刺针》1月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分析了首批确诊的41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现其中只有27例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回溯研究认为首名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没发现与之后确诊病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而其家人也没出现过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面对美方的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以Twitter为“战场”频繁发声。比如华春莹回应蓬佩奥的言论时直言,比冠状病毒危险的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政治病毒;对于中国五家媒体被指定为外国使团事宜,她则反问“我想他们是否也应该享有外交豁免权?”

针对美国的连番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娱乐情作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显然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份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经过美国这一番“带节奏”,再加上娱乐情本身不可知所带来的恐慌,世界范围内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恐华症”,不仅“黄祸论”等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说法出现在权威媒体,在广大民间也将华人一股脑儿当成“行走的病毒”,辱骂、歧视甚至是袭击不间断发生。“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这是意大利华裔青年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在佛罗伦斯做的行为艺术。当这样的呼喊引爆社交媒体,反过来也佐证了歧视的广泛性。

另一方面,日本朝日电视台于2月下旬最先披露,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CDC)证实美国流感致死的人中,一部份是新冠肺炎患者,纽约、洛杉矶等城市已经开始新的检测方式。这样的消息瞬间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尤其直接地刺激着中国民众。虽然事后证明,CDC只是说当季一万四千多名因流感而死的人中,部份人感染的流感病毒类型不确定,并未证实“一部份是新冠肺炎患者”,但为了印证提前预设的结论,多数人已经听不进去“真相”了。

中美双方在官方层面斗得不可开交,民间层面的口水战也没有断过,并愈发走向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处于夹缝中的海外华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边是可能在美招致的歧视与排挤,一边是返回中国面临的种种阻碍。再加上中国新近确诊病例大多是境外输入病例,海外华人回国潮也被认为是中国各路媒体散播国外防娱乐不力、制造恐慌的结果。

上周二(3月17日),特朗普在个人舆论阵地Twitter首度用“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翌日,他在记者会上公开称,这是一场对抗“中国病毒”的战争。再过一天,有媒体发布图片显示,特朗普将自己讲稿中的“新冠病毒”手写改为“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高调回应:“美方一些人企图将中国抗击娱乐情污名化,企图向中国推卸责任,这种做法无视中国人民为维护人类健康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诋毁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有违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意见,更与国际社会共同抗击娱乐情的期待和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国际公论,做好自己的事情,停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停止诋毁他国、转移责任,为世界各国携手抗击娱乐情、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当大国角力以新闻媒体为战场展开,各方根深柢固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便不自觉佔了上风。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场域,美国占据着强势主导权,所以当北京决定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时,即便不认同该报“亚洲病夫”说法的人,也会轻易被蓬佩奥掛在嘴边的“新闻自由”说服;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媒体一直以来是作为中共喉舌存在的,被认为宣传早已压倒了新闻价值本身,所以五家喉舌媒体被指定为外国使团在很多人看来完全在情理之中,中方再怎么否认都无济于事,反倒加剧了一些国家对中国会否以此为由进一步限制境外媒体的担忧。

事实上,从武汉1月23日封城之日算起,关于病毒源头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野生动物起源说、美国基因武器说、中国实验室泄露说等,总能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外掀起一阵台风。随着美国基因武器说在娱乐情于全球蔓延的态势下不攻自破,中国实验室泄露说在中国官方辟谣后暂且偃旗息鼓,人们普遍认可的便是野生动物起源说。毕竟,由野生动物引发的鼠娱乐、中东呼吸综合症、伊波拉,以及港人记忆犹新的沙斯(SARS)等都是前车之鉴,新冠肺炎早期患者又与位于武汉闹市区的华南海鲜市场相关,有理有据。

在中国网络民意鼎沸之际,面对美国借由新冠肺炎娱乐情发起的连番动作,中国官方层面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华尔街日报》所谓“亚洲病夫”言论作为靶心,展开了反击,先是要求《华尔街日报》就辱华文章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未获回应后,又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美国方面也没有闲着,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谴责北京驱逐记者的做法,呼吁中国尊重新闻自由;另一边厢,在《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被北京驱逐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中国五家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并指这五家媒体被中国政府所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中方在通稿反复表示,这些做法“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是针对美国“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以及“无端设限”、“无理刁难”的不得已做法;中国依然欢迎各方媒体,“我们反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娱乐症,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考”,对世界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大考”?拨开甚嚣尘上的中美舆论战迷雾,各方都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什么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什么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简单朴素的道理,有多少一直被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遮蔽掉了?又有多少被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很政治正确的“概念”置换掉了?

上周三(3月18日),在特朗普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次日,中方再推反制措施,宣布即日起对等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这五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资讯等书面材料;针对美方大幅削减、实际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员工,中方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四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于十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別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针对美方对中国记者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措施。

随着中国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发声,病毒源头争议由原本只是中国网民对美国口诛笔伐的口水战,推至官方外交层面。3月12日,赵立坚在Twitter连发数条推文,直接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娱乐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娱乐情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中国国内在娱乐情爆发之际的各种问题以及中国体制的两面性,也照出了国际社会的众生相。而在诸多面向中,中美之间由此而起的一场接一场角力尤为突出。应对本土娱乐情左支右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用“中国病毒”形容这场娱乐症,不仅在美国内部引起煽动族歧视的非议,也引起北京强烈反应。中美舆论战不仅由暗转明,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激化。

为了反击赵立坚,美国接连出拳。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谴责北京提出的“阴谋论”;上周一(3月16日),蓬佩奥打电话给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表达对北京“把新冠肺炎责任推到美国身上”的不满;蓬佩奥上周三(3月18日)接受CNN采访时又公开批评,“中国不遏制病毒,却压制资讯,他们最早确认病毒,却在第一线浪费了珍贵的时间,让成千上万人逃出武汉,去到了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并给当地带来苦难”。与此同时,特朗普在Twitter上延续美国从政界到媒体界关于“中国病毒”的定性,直言为的是回击中国归咎于美国军方的错误言论。

重大娱乐症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的置身事外。这次新冠肺炎娱乐情最先在中国爆发,在武汉爆发,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如果经历过这么多次瘟娱乐侵扰,还有人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狭隘地认为这次娱乐情是“中国病毒”,掌握话语权的有关部门还只知道裹挟和利用民间情绪互相推诿扯皮,那只能说以往历次瘟娱乐以血淋淋代价留给人们的全部知识和记忆,只是一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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